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的“楚河汉界”，在宋代就完全地分割形成了，这一传统，衍续到了今天。这也就可以解释汪圣铎的那个疑问了，为什么在工商如此繁荣的宋代，却无法诞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过的那些巨商。
在确立了严格的国有专营制度之后，宋代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宋太祖一方面大幅度的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此后的历代皇帝都一再重申有关禁令，在这一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宋史·刘蟠传》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和漕运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官员）刘蟠接受皇命巡查淮南地区的茶叶专卖工作，当地私自贩茶的民众很多，刘转运使就骑着一匹瘦马，假装成商人，到民众家里去购茶，民众不疑，拿出茶叶给他，此时，立即有人破门而入，绳之以法。
当国有专营的“围墙”被高高地筑垒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经营这些被垄断起来的资源。宋代的办法是两个，一，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对民间商人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惟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朝立国之后，官员的收入很低，县令的月薪只能买十斤羊肉，其中三分之二还折算成茶、盐、酒等生活必需品，因此王安石曾经评论说，“现在的官吏俸禄太低，家里的人口稍稍多一些的，如果不经商务农，都没有办法养活下去。”低薪不足以养廉，这是举世公论，唐代的时候，李世民想出了“公廨钱”这个怪招，宋代没有这一制度，所以，官员们就只好自开门庭了。
同时，因为观念大开，士大夫不再以经商为耻。清代学者沈垚描述宋代的这一社会风尚变化时说，“（宋代的）士大夫兼营经济事业，才能够养家，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地方。当官的与平民争利，而没有当官的书生又必须先有农商之业，有了养家糊口的金钱，才能够专心于科举考试。于是，工商业急速发展，商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个家庭之中，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子弟们则专心读书，以求仕途上的进步。自古以来有四民分业的规矩，现在四民不分，古代士人的子孙世代为士人，现在，商人的子孙才能够成为士人，这是宋代之后直到明清，最大的变化。”
这段评论可谓是非常的精道，它其实指出了一个十分重要事实：中国的经济型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型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台湾学者全汉升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据全汉升的考据：在茶业方面，“宋代私卖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为多”、“宋代边吏常常私营茶叶”；在盐业方面，“宋代官吏私营盐业之风甚盛，其经营者不但有地方官，更有主管盐政的当事人，而且包括当时的宰相及将帅等”；在酒业方面，“北宋官吏私营酒业的风气，以仁宗时为最利害”，到了南宋，连全国最高财经长官、资政殿大学士叶梦得都私开酒肆；在木材业方面，“当时的达官贵人多半遣人至陕西秦、陇间购买竹木，免税运回汴梁，高价出卖，以取厚利。”
全汉升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做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籍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官商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另据胡寄窗的考据，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正因为有如此蓬勃且放肆的权贵经济，所以，宋代高官中的巨商不枚胜举。赵匡胤最重要的谋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就靠经商大发其财，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广设邸店，以谋巨利，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状，赵匡胤总是一笑置之。汪圣铎考据出的“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或可谓“北宋首富”——朱勔，正是靠公私通吃而发家的，当时是宋徽宗时期，这位写得一手好书法的皇帝痴迷于奇花异石，朱勔就奉皇命，到江南一带搜求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一搜求行动连年不绝，百姓备遭其苦，导致江南一带的中产之家几乎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后来在浙南爆发方腊起义，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此人后被皇帝处死，没收家财，金银细软不计其数，单单是名下的田地就有三十万亩之多。
对于官员经商，赵匡胤放得最宽的竟然是带军的将领，史书上说，太祖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靠经商来发财。
石守信是赵匡胤帐下最宠信的大将，“杯酒释兵权”时，第一杯酒就是请他喝的。被夺去兵权后，石某就专心于发财一事，《宋史·石守信传》说他“多次出任各地的节度使，专心赚钱，积累财富以巨万计。”，他和儿子石保吉曾经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为自己运粮营利。
宋初还有一位大将李汉超，常年征守关南，朝廷给他充足的军饷，还经常予以奖励，可是这位老兄仍然私自经营各类禁榷的专卖商品，还逃漏税金。有人告到朝廷那里，赵匡胤让他把私自经营的数目全部报上来，然后大笔一挥，免除了所有的关税。此后，诸将效法李兄，终不可遏。这样的故事光光鲜鲜地出现在史书中，当然让后人瞠目结舌。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汉、唐两代政府主要实行了两种经营模式，一是桑弘羊式――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二是刘晏式――国家控制资源，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到了宋代，则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从字面上看，“买”即为买卖，“扑”即为竞争。政府拿出一块资源，向民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之。招标办法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实封投状法”，也就是现在的暗标制，具体做法如下：官府在闹市区招贴榜单，写明拍卖的内容，任何民众都可以投标，大家把标的写在纸上，投进一个箱子里，过若干天后，公开唱票，投标价格最高的人中标，如果有两个人价格相同，先投标的人胜出。一般而言，承包期限为三年，中标者需每年缴纳一次承包款。除了这种暗标制，还有明标制，时称“明状买扑法”，那就是大家公开喊价，高者得之。在宋代，实行“买扑”的产业很多，如酒、醋、矿场（坑冶）等等，甚至连河渡的税收也进行公开拍卖。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载：景祐元年（1034），朝廷下令各地的酒业买卖允许私人承包经营，因为这一业务的承包额较大，必须有十户以上的商客联合起来才可以竞标，而应标者先要把自己的优质资产――主要是闹市中的店铺拿出来抵押，并预交一年的承包款。从中可以看到，在宋代，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合伙制有了有限责任制的某种萌芽，合伙也形成了区别于合伙者个人的团体性。
“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较高的盐业，它是对刘晏盐政的进一步完善，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官府对盐商的销售区域范围进行了严格的管制，所有的食盐都必须被装进有官府统一制作的“盐袋”，盐商到仓场装盐时不得自己封口，贩运到指定销售地区后，还须由当地税务“验引验封”，食盐销售完毕后，盐袋必须在五天之内缴纳当地官府，在官员的监视下烧毁。
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进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姜锡东在《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一书中证明，“钞引制度之下的盐商很不自由，政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控制其批发、运输、销售诸环节，从而使盐商的盈利活动和盈利比率大受限制。”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它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此时基本定型。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其二，自十三世纪之后，中国人口超过一亿，成为地球上的第一个亿级大国，也是从此之后，科技创新几乎停滞，“四大发明”全数在之前出现。布罗代尔对此的解释是，“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而这显然是不完整的，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帝国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了大陆孤立主义政策，产业革命再无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