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掌握了周期性规律之后，范蠡提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商业思想，就是“待乏”。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以待乏也”。夏天的时候要储备皮毛，冬天的时候要囤积薄纱，一切都需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取百倍、千倍之利。《史记》说他“候时转物”，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而转运不同的商品。根据农业丰歉的规律，范蠡又将所有的商品分成两大类，粮食类和非粮食类——田宅、牛马等等，在他看来，这两类商品的价格波动是相反的，在丰收的时候，谷物价格下降，人们对非粮食商品需求增多，其价格比如上涨，如粮食欠产，谷物价格上升，非粮食类商品必然价跌，所以，购进或抛卖，都应该顺势而动。
在“待乏”的同时，范蠡还强调薄利多销，加快资金的流动，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囤积居奇，自能获取利润，但又不可以赌博式的追逐暴利，“货无留，无敢居贵”——手中的货物不应该让它久留，不要贪婪地追求过分的高价。他说，“所有商品都是因为过多或过少而变得便宜、珍贵的，一种商品一旦太昂贵，大家都去生产，就会变得便宜，太便宜了，没人生产又会变得昂贵。手中的资金要象水一样的流动起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他的这些商业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觉陈旧，“陶朱公”之所以成为富豪者的代名词，显然不仅仅因为财富之多寡，更在于他的智慧高超。
另据《史记集解》记载，范蠡还曾经帮助过一个穷小子变成了大富豪。
鲁国有个叫顿的年轻人，贫困潦倒，他找到范蠡请教致富之道。范蠡告诉他，如果想要发财，就应该去畜养母牛，以繁衍牟利。于是，顿迁徙到晋国的西河(今山西西南)，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由于经营有方，顿的畜牧规模日渐扩大，“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顿在猗氏一带起家，因此被称为猗顿。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又投资于池盐业。山西的西南地区（今山西运城一带）是古代中国最早进行池盐生产的地方，其历史可追溯到黄帝、尧舜之时，《诗经·南风歌》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便是对盐池生产的生动描述，运城当地也有民谚曰：“南风一吹，隔宿成盐”。猗顿便在这里开发池盐，从事生产和贸易经营。据传，为了加快贩运速度，猗顿还开凿了山西地区的第一条人工运河。
山西池盐自古被视为“国之宝”（语出《左传·成公六年》），猗顿投资其中，当然获利非凡，很快成了一代巨富，后世常将他与范蠡同列而论，并视之为晋商的远祖。
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个辞官经商的典范。在商业史上，堪与他相比较的人物，是1895年下海办厂的晚清状元张謇。由范蠡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自由商人的地位并不低下——若以两千年国史论，竟可能是最高的，他们游走在各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与世家贵族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一事实在各种史料中都有隐约的呈现。
《左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商人故事。公元前658年，晋大夫荀莹被囚于楚，郑国一个商人想把他藏在货袋内偷运出境。这个计划尚未实现，荀莹已被释放回晋。后来，这位郑国商人到晋国，见荀莹后并不居功，转回齐国做自己的贸易。史家胡寄窗据此评论说，“一个大商人的活动可以往来于楚郑晋齐之间，其经营规模之大当可想见。”
《淮南子·人间训》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郑国商人急智救国却不愿当官的罕见故事。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一支秦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郑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情，一面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礼物，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获悉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郑国因此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当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时，他却婉言谢绝了，继续去当他的商人。
就在范蠡生活的同一时期，在北方还活跃着另外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比范蠡小16岁，是孔子的弟子，名叫端木赐，字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456）。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与范蠡为同时代人，子贡则是他的七十二贤徒中最富有者——“最为饶益”，司马迁直接把他写进了《货殖列传》。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深得孔子喜爱，许之以“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兼有学者、官员和商人三种身份，他曾多次出任鲁国和卫国的相，是一位活跃的政治纵横家，同时，他非常善于经商。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将他两位最心爱的弟子颜回和子贡做了有趣的对比，他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
子贡能致富当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的意思是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白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货殖列传》还生动地描写了子贡富足之后的情景：子贡乘着华丽的马车、载着珠宝美玉，游走在天下诸侯之间，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专门设席，以平等的礼仪来招待他——“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就出于此，体现了商人子贡与君王、诸侯们的对等关系。司马迁接着很有感慨地评论说，“孔子的名声能够广布天下，也许靠的就是子贡的前后奔走吧？”
在《荀子·法行篇》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颇能表现这对师徒在经济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们讨论为什么玉比较贵，而珉（一种低级玉石）比较便宜。子贡说，“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比较多。”孔子则深不以为然，他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接着他洋洋洒洒地列举了玉的“七德”：“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公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在东方的中国，相继出现了老庄、孔孟、杨墨等诸子百家，催动了东方哲学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则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哲人，开拓了西方文化的渊源。
关于这两座人类思想巅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东风西渐。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大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对老子、孔子等人表达了高度的敬仰，伏尔泰甚至提出过“全盘华化论”。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识增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认为，老子哲学反映了“精神的儿童时代”，而同时期的希腊古代则是“精神的成年时代”。如果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在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相对的，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多种原因所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欧洲在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易的兴趣不高，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所以宏观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而中国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在很早就采行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原则的经济制度，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七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以至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特别强调社会分工，采取各种措施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自春秋之后就被历朝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得特别快。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比欧洲早八百至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