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
——丘橓
十六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无锡人邹望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巨商，他拥有三十万亩田地，家里记录钱财的会计簿竟有六百本之多，粮仓里的米谷以百万计，家里的珠宝多到数不胜数，连床铺之下都是装钱的柜子。有关邹望的名字，出现在两本明清笔记中。
在花村看行侍者撰写的《花村谈往》中，讲了一则邹望与一位退休尚书斗法的故事，情节颇为生动：
有一年，邹望跟同乡的大官——退休尚书顾荣僖因事发生诉讼，邹望下令无锡城内外十里之中的所有商铺全数关门歇业，以致于堂堂顾尚书在家里竟无法买到鱼肉下饭。顾荣僖有一枚非常喜欢的玉质图章，日夜系在腰间，从来不曾摘下。一日，他想要给无锡当地官员写信，取出图章，居然变成了一块瓦砾，他大惊之下，不敢告诉别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向腰间一摸，图章赫然又在了，取出一看，外面包了一张绵纸，上面写了“邹望封”三个字。顾荣僖大骇，惊呼说，“这样弄下去，我的脑袋可能丢掉了。”于是，马上与邹望讲和。
邹望这个名字，另外一次出现是在王世贞的《国朝丛记》中，在那段笔记中，他被列入全国十七位大富豪的名单之中。王世贞的记载如下：
1560年前后，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夜宴宾客，席间突然兴致大发，评点天下富豪，他屈指细数，共列出十七位“首等富豪”，这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据严世蕃的计算，他自己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标准是家产五十万两白银，其中包括：他自己、蜀王、黔公、贵州土司安宣慰、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的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无锡的两个商人，其中，邹望的财产将近一百万，安国则超过五十万，他的财富也都来自于土地——“以居积致富”。
从这张严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明代财富分配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其一，官员比例非常之高。十七个“首等富豪”中有十位是纯正的官员身份，他们中有内阁大臣、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晋商三位，严世蕃没有例举其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就是王崇古家族、张四维家族和马自强家族（陕西），全数属于官商一体。
其二，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帮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
其三，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者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特别是嘉靖年间之后，此风已不可遏，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十六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帝国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官商经济，因为无法监督，太大了，随便弄一点就是大数目……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与吴晗和王亚南的观点几乎相同，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十六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这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试以史料证之。
首先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1488――1505），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漦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一千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严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当地一府四县的田地，严家独占了七成，而且严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则是贫瘠地，严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税收，平民则赋税沉重。徐阶一边在北京主理朝政，一边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经商，他拥有二十多万亩良田，佃户不下万人，而且还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织场，养了很多织布女工，每年生产大量织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首相开织场，徐阶算是开了先河。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史称“张居正变法”。而在家庭理财上，张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敛财高手，他喜欢享乐，日常生活奢靡，颇有管仲遗风，在他去世之后，万历查抄张家，得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也是颇为富足的。
明代从1492年之后宣布海禁，可是国际贸易却未完全断绝，在东南沿海地区，除了海盗盛行之外，豪门巨室成了走私的主角。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的这段文字其实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中国自汉代之后，就清晰地划分了皇室与政府的收入分配，其中，皇室的财务由少府管理――在官职上，少府位列九卿之一——独立于政府财政之外，这在法理上一直非常分明。历代尽管也有不少皇帝家国不分、挪公为私，然而，却从来没有哪位直接通过经商来牟利的，明代是一个例外，其重要的办法是开办皇店。
据明代学者王世贞的记录，“发明”皇店模式的是正德皇帝（1506－1521），他在北京的九门关外、张家湾以及山西宣州、大同等地广办皇店，派出太监经营，每年上缴内库八万两白银，其余则归于太监，此例一开，怨声载路。同时，皇家还经营寺院、田庄，动辄收入数十万两，这是前所未见的景象。
明人刘若愚记载，太监们在北京城里开的大型皇店就有六间之多，分别是宝和店、和远店、顺宁店、福德店、福吉店和宝延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其中以宝和规模最大，而太监首领――司礼监提督――的办事衙门就设立在此店内。
从种种史料来看，正德皇帝是真的喜欢金钱，他也许是历代君王中商业细胞最发达的一位，有两个细节可做佐证。
据明末清初的毛奇龄记载，正德皇帝曾经扮成商家，到这六家皇店与人做买卖，争吵喧哗一整天，折腾累了，就在长廊之下休息一番。
除了亲自上阵贩卖货物之外，正史之中甚至还有这位皇帝开妓院的记录。《明史·齐之鸾传》记载：1516年冬天（正德十一年），正德在京城的西边开了一间皇店，是喝花酒的娱乐中心，大臣齐之鸾上书说，“最近听说开了一间花酒铺子，有人说皇上将亲自驾车临幸，也有人说朝廷靠它获取利润，陛下贵为天子，已经富有四海，怎么还想要赚这样的倡优之钱？”
自正德之后，皇店模式一直延续百年，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明朝覆灭。万历年间，曾有廷臣奏称：太监张诚经营的皇店分支遍于北京城内，其销售的商品非常丰富，都城里的人都管它叫“百乐川”。刘若愚还记录了天启年间（1621－1627）的北京皇店经营货物细目，其中包括：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匹，粗布约四十万匹，棉花约六千包，定油、河油约四万五千篓，荆油约三万五千篓，烧酒约四万篓，芝麻油约三万石，草油约二千篓，南丝约五百驮，榆皮约三千驮，北丝约三万斤，串布约十万筒，江米约三万五千石，夏布约二十万匹，瓜子约一万石，腌肉约二百车，绍兴茶约一万箱，松萝约二千驮，杂皮约三万余张，玉约五千斤，猪约五十万口，羊约三十万只。其中，仅香油一项，皇店每年的经销量就达约三万石（合四百万斤）。由这张细目可见，皇店的总体规模之巨大实在让人咋舌。
皇店模式一开，至少造成三大恶果，一是皇帝经商，与民争利，二是所得暴利，不入国库，三是太监当权，成特权暴富阶层。史家均有定论，历朝太监乱政以东汉、唐和明代最为严重，清代学者赵翼就曾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中，明代太监不但严重干涉朝政，而且在经济上也最为富有——这一事实从严世蕃的那张“嘉靖富豪榜”中可见一斑。
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最喜欢赚钱的是正德，不过论到经商能力之强的，则是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
这位皇帝是明朝十七帝中最独特的一人，他执政48年，是两千年帝制时期执政最长的皇帝之一，而他创下的另外一个记录是，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皇宫里拒绝接见大臣、不批一份奏章。而同时，他在聚敛财富上却从来没有空闲过，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说，“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透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只能归户、工、兵等部控制，而万历的用意是想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这就不能不委托内宫的太监进行，由此生出无穷患乱。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曰，“明代弊政，无过万历之时。”
在工商政策上，万历做过几件事情对民间打击最大。
首先是破坏盐政，动摇财政制度的根本。盐务专营是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盐税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历代都在盐政上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严禁权贵染指。可是到了万历年间，这个规矩也被败坏了，《明史·诸王·五》记载万历之子福王开盐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