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邓大军形成对峙局面

白崇禧当了国防部长以后,蒋介石既不要他参加“官邸作战会报”,也不给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却单独接见他,要他到九江去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打下延安,深为得意。可是方面的作战方针,并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基本任务。现在胡宗南所指挥的四十万大军局处西北一隅,撤不出来。趁中原战场告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失时机地自六月下旬起,从鲁西南的东明和东阿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在荷泽、郓城、曹县、金乡、鱼台地区往来驰骋。打了二十八天,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从而强渡汝河,跃进大别山。到十月下旬,刘邓大军沿长江北岸蕲春、宿松、广济一线展开,有直接威胁南京之势。这一下,蒋介石跳起来了。他急时抱佛脚,于是又找白崇禧帮忙。

刘邓大军占领了大别山,同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互为犄角。此一形势迫使蒋介石请白崇禧出来指挥中原大军,以策南京安全。抗战后期,李品仙的第十战区,有广西基本部队三个军,即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第八十四军。抗战结束,改隶夏威的第八绥区,白崇禧有这些本钱,现在派到用场了。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召集国务会议,听取白崇禧的军事报告,以及内政部长张厉生(1900—1971,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关于国民大会大选准备工作的报告。白崇禧在报告中,概括地总结了一九四七年与共军作战的情况。他说:“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军采取重点进攻,如:二月下旬,在山东的莱芜战役,我军深入敌后,结果损失了七个整编师,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被俘,广西的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只身归来,但所部三个旅长以及其他师旅长均被俘,损失之大,前所罕见。三月中旬,我胡宗南部十六个旅进攻陕北。十九日,打下赤都延安,但只是一座空城。今春在东北,共军三下松花江南。五月,又开始夏季攻势。五月中,我整编七十四师进攻鲁中,师长张灵甫(1903—1947,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抗日名将,曾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16日,于解放战争之孟良崮战役中阵亡,终年44岁。)被俘殉职,所部伤亡殆尽。自七月起,敌由鲁豫前线渡过黄河。八月,进抵大别山。大别山在抗战后期原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现在转入共军手中,直接威胁长江流域,从而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势。十月,我第三军肃清保定以南地区,在清风店陷入敌围,军长罗历戎被俘。”白崇禧在总结时指出:“共军在下半年,全部由防守转入进攻。我对敌作战,似应放弃单纯防御,改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言外之意,颇有批评蒋介石“核心防御”的战略思想。蒋介石听时面容严肃,不吭一声。

白崇禧在张厉生所作关于大选准备工作的报告后提出了坚决反对行宪的意见,他说:“当前是戡乱时期,政治得失,全由战场胜败来决定。可否把行宪日期压后,等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再做决定?”但蒋介石说:“鉴于当时内外形势,大选决不再行延期。”这就是说,依照原来规定,一九四八年三月应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会后白崇禧对人说,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行宪,目的在于粉饰民主,争取美援。

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告成立。过了一个月,又移设汉口,因为接到蒋介石电告,共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自陇海线向南进犯,直抵桐柏山区,国防部长指挥所移设汉口,可以兼顾两头,灵活策应。白崇禧到汉口后,接到各方战况,了解到刘伯承、陈毅、陈赓三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紧逼长江,直接威胁南京、武汉,形势异常严重。

白崇禧把上面情况向蒋介石反映,蒋氏看到共军在中原已经立足生根,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又连遭挫折,深恐大厦将崩,王朝将倾,便先后集中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通通交给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是要白崇禧把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大军驱逐出大别山区,以消除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心腹大患。

中央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异常重视,及时地增援了两个纵队的兵力,刘伯承对白崇禧大军的围攻,一面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一面又以大部兵力从内线转到外线,西越平汉路,分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与此同时,又以一部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在外线发展游击战争。白崇禧看到争夺大别山的战斗,形势非常复杂。只能采取积极防御,以免孤军深入,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这样,刘伯承的中原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与白崇禧形成了对峙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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