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这座城市就在五大湖边上，隔着安大略湖与美国纽约州相望。
这是李谕第一次来这所大学，立刻受到了热烈欢迎。做了个常规演讲，又参加了一场欢迎宴会后，李谕才来到汤飞凡、班廷、麦克劳德等人所在的医学部。
自从汤飞凡第一次公布实验报告后，这项研究就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多伦多大学医学部已经聚集了一大票研究员。
实验室主任麦克劳德专门请来生化学家对牛胰岛素进行提纯，同时开始研究剂量控制和如何对付低血糖反应等问题。
整体推进速度相当之快。
在实验室中，李谕意外遇到了白求恩，他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已经是正式医生。不过白求恩似乎有要事在身，看着很忙碌。
除了他们，去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动物生理学系教授奥古斯特·克罗也带着妻子来到多伦多大学实验室。
他妻子得了糖尿病，听闻胰岛素横空出世，迫不及待来到了多伦多。
克罗争取到了胰岛素的生产许可，回丹麦后开了一家实验室，名叫诺德实验室；两年后，实验室的几个人离开，又创建了诺和实验室。
两家相爱相杀半个多世纪，直到1989年合并为医药巨头诺和诺德。
诺和诺德一直在糖尿病领域相当有建树。
现在有汤飞凡在，得到胰岛素的生产许可并不难。
要知道，历史上胰岛素刚刚诞生就被协和医院引进了，但一直没有得到生产许可。
甚至一开始因为药剂不够稳定，连海运都不能做到。差不多1923年，美国礼来公司第一批改良生产工艺后的胰岛素才得以海运到中国。
协和一直保存着病历，还能看到当时第一个糖尿病人的治疗记录。
李谕随后带汤飞凡到纽约的美国医学大会上做了医学报告，他的英文足够好，可以应付。
如此就能让更多媒体知道这个中国人的面孔，此后提名诺奖，不可能少了他的名字。
李谕说：“这段时间你就在多伦多，我会联系国内，让协和医学院派人来学习学习，然后回去创建一个医药实验室，配合上海的药厂进行胰岛素生产。”
“协和医学院的水平不差，您的药厂又不缺钱，完全可以做到。”汤飞凡并不担心，他当然希望胰岛素早点进入国内。
司徒美堂在唐人街准备了一桌酒席，招待李谕和汤飞凡。
“按照疏才老弟的说法，这位汤博士也能拿到一块瑞典诺贝尔大奖？”司徒美堂问道。
“八九不离十，”李谕说，“所以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简直可以举国同庆！”司徒美堂很高兴，然后惋惜道，“只是现在买不到酒，不能畅饮几杯。”
“没有酒？”李谕问。
司徒美堂说：“美国政府不久前颁布了一项奇怪的法令，严禁酒类销售。”
好吧，大名鼎鼎的禁酒令已经开始了。
李谕好整以暇道：“美国人的快乐又少了一项。”
“简直太离谱！”司徒美堂以前爱喝两口，现在喝不上，气愤道，“美国人认为酒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犯罪率飙升的诱因。宗教团体和女权运动多年来也一直坚持禁酒，宗教团体说饮酒会导致社会道德及思想的堕落；女权运动则认为酗酒导致了家暴。我就不明白了，以前难道不这样？”
不仅宗教团体和女权运动禁酒，在此之前，美国几乎各个阶层都要求禁酒，工厂主觉得酒类降低了工人的生产效率；工人也认为酒精是资本家剥削他们的圈套之一；社会学家支持禁酒，是因为酒精妨碍了社会进步……
诸如此类吧，不胜枚举。
还有人为此画了一幅讽刺漫画：一堆酒桶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使人贫穷”“我们阻碍进步”。
禁令刚开始实施时，还挺严格，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不了几个月，就出现了很多“漏洞”。
www.youxs.org，www.youxs.org，厂家还在说明书中谆谆教诲，告诉大家不能做什么，因为会让酒精含量升高。
一些葡萄酒采用类似的做法，在包装上注明“不得添加糖或酵母，否则会导致发酵”。
美版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另外，真想喝酒的人，可以选择入教或者称病，因为禁酒令并未禁止教堂圣餐葡萄酒和医用威士忌的供应。
而最为人所知的禁酒令后果，可能就是美国黑帮的大规模崛起。
有时候老美动不动来的某条法令真的很莫名其妙。
酒这东西比烟还要难禁，正规渠道被禁止，黑市立马就会兴起。
一开始想着通过禁酒降低犯罪率，结果适得其反，犯罪率反而不断飙升，各种黑手党也顺势发展壮大，毕竟搞到酒要比搞到毒品容易太多，利润还很可观，也不用背负太大心理负担。
美国的政府官员也渐渐被黑帮腐化，成为黑帮的保护伞。
总之，禁酒令就像一场闹剧，直到罗斯福上任，才废除。
废除的速度也比当年推行要快得多。
李谕笑道：“下次回国，司徒大哥最好一次喝个够。”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司徒美堂叹道，然后说，“如果汤博士获得诺奖，回国坐彩车的话，我还真想去看看。”
“坐彩车太招摇了。”汤飞凡说。
“你们搞研究的不能这么低调，以前康南海先生在美洲风光得很。”司徒美堂说。
汤飞凡说：“南海先生是政治人物，不一样。”
李谕则说：“司徒大哥提醒了我，我准备给多伦多大学赞助几辆汽车还有资金，你们以后到四处交流可以方便点。”
这种钱花得值。
多伦多距离底特律很近，往返非常容易，加拿大的城市集中在美加边境线上，很多习惯也和美国非常像。美国虽然科学方面还比不上欧洲几国，但好歹已经有了完善的科学以及工业门类，胰岛素一开始就是由美国的礼来公司申请的生产专利，这家公司别看名声不大，但在医药史也相当强悍。
所以可以说二十世纪初老美在某些方面不强，但不能说他弱。
这种感觉非常像一百年后的中国，即便很多领域不是世界顶尖，但胜在全都有，而且有潜力。
在美国多待了一周，李谕视察几遍美国的工厂后，才动身前往了欧洲。
——
首先落脚的肯定还是英国。
来到剑桥大学，李谕准备见见卢瑟福，发现他在讲课，于是前往卡文迪许实验室等待。
走到实验室门口，李谕看见有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模样的人在闲逛。
“来自东方的李谕先生？”
对方认识自己。
“你是？”李谕问。
“我叫卡皮察，来自圣彼得堡，想来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博士生。”
好吧，又是卢瑟福“诺奖幼儿园”的一员虎将。
卡皮察是苏联鼎鼎大名的低温物理学家，出身一个科学世家，他们家连着四代出了院士。
1978年，卡皮察84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专程赶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奖感言竟然是：“我真不知为啥获奖，你们说的那成果是我的吗？别搞错了哟！就算是，也该是40多年前的事了吧，我早忘了！”
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他：“您一生中最重要的知识，学自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
一头白发的卡皮察很认真地回答：“不是大学，也不是研究所，而是幼儿园。”
记者当场给整不会了。
卡皮察给他解释说：“在幼儿园，我学会了饭前洗手，午饭后要休息，东西要放整齐，学习时要多思考，要学会观察，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别拿，有错就改，答应过的事情要兑现，愿意将自己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其实我一生所用的东西，就这些而已。”
回过味来的听众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绝对的奇人一个。
李谕问道：“申请博士生，递交上材料不就可以等着了吗？”
卡皮察说：“卢瑟福教授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在考虑有什么办法插进去。”
“一定要现在就报上名？”李谕问。
“是的，”卡皮察说，“我研究的东西，只能在这儿开展。”
能搞低温物理领域的实验室确实不太多。
“原来是这样，”李谕搓了搓下巴，对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待会儿见到卢瑟福，他要是说实验室人满为患，你就问他平常做实验允许偏差多少，而你就可以成为额外的那个偏差。”
卡皮察一拍手：“好主意！”
二十多分钟后，卢瑟福优哉游哉回到办公室，先同李谕握了握手：“院士先生，你好。”
“你好，卢瑟福教授，”李谕接着指向旁边的卡皮察，“刚才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学生，非常想进入您的实验室。”
“卡皮察，你还在？”卢瑟福疑惑道，“我并非不接纳你，只是今年名额太满。”
他果然说了这句话。
卡皮察立刻说：“教授，您做实验时可容忍的误差是多少？”
“2%到3%吧。”卢瑟福说。
卡皮察微微一算，说：“现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有三十多人，误差率2%到3%，www.youxs.org，再考虑四舍五入，正好可以多容纳我一个。”
卢瑟福一愣，旋即笑道：“好小子，竟然从我嘴里套话！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但我还需要对你的情况进一步了解。”
他这么说，基本就代表接纳卡皮察了。
卡皮察高兴道：“我擅长实验，绝对能帮上教授大忙。”
“是吗？”卢瑟福存心考他一下，“我这里说得上人才济济，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无法解决。”
“什么问题？”卡皮察问。
卢瑟福带着他们进入实验室，指着一台功勋卓著的仪器说：“我们经常测量a粒子速度，但这台仪器的螺线管总会被电磁热效应烧毁。我想了很多降温的办法，都不行。”
卡皮察思索一会：“给我一周时间，能搞定。”
“一周？”卢瑟福并不相信，“别说一周，你要是一个月可以解决，我都会无条件接纳你进入实验室。”
卡皮察自信道：“只要教授给足经费，轻轻松松办到。”
“那我拭目以待。”卢瑟福说。
此后的几天，卢瑟福先让他试试拳脚。
李谕则参加了几场皇家学会的报告，像李谕这种神出鬼没，一年参加不了一两场皇家学会物理大会的外籍院士也是罕见。
不过皇家学会非常给李谕面子，能留住就行，寻常会议参不参加的，人家压根不在乎，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李谕顺便又在剑桥的一座花园开了一场讲座，讲完后，发现到场的还有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
林长民现在是国联的中国代表，笑道：“我们特地来给院士先生捧场。”
“多谢林代表，”李谕说，然后问徐志摩，“你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哪？”
徐志摩说：“我讨厌美国社会那种资本强烈主导的疯狂和贪婪性，在我看来，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么说，你转到政治系了？”李谕问。
“是的，我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虽然我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路子，但两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所以我改变了看法，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
李谕淡淡一笑，以徐志摩的性格，可不适合当个政治家，但不能直接说出来打击人，于是说：“英国号称雾都，和你在美国看到的样子没有差多少，甚至德国、法国也都差不多。”
“我认为不一样，”徐志摩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诗人的感触，真心有点主观。
好在徐志摩也就这时候发表发表看法，并没有真正从政，他还是适合进入文艺领域。
林长民委婉道：“人都是复杂的，做国联代表后，我更能体会顾维钧当时的处境。”
不知道徐志摩有没有听出林长民话中的意思，他此刻似乎没有继续聊政治的心情，对林长民身后一直默不作声的林徽因说：“徽因，康桥风景很好，我带你去那条河看看。”
林徽因轻轻说：“徐大哥，你的夫人也来到英国了，甚至怀了身孕，你带她看过了吗？”
“带她来干什么，都是一些过往的负担。”徐志摩说。
林徽因摇了摇头：“我要和父亲在一起。”
徐志摩说：“那我也不去了，和你一起在这里。”
徐志摩已经开始疯狂追求林徽因了，这段感情来的有点突然而且强烈。
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说，这种爱是他性灵觉醒的结果，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与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体现；他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时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结束与张幼仪无爱的婚姻，以获得自己的真爱。
林徽因应该有所动，但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她觉得大自己七八岁并且已经结婚生子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大哥。
此后她更是表示：“徐志摩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貌似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不过徐志摩的性格有些执拗，由他去吧。